很多時我們使用的詞語，定義不是很清晰，例如「自由」，我懷疑實際上不同人心目中的自由，不是同一個意思，在大家高呼同一個口號的時候，有時候可能是同床異夢的。
我在此嘗試定義自由，自由是一個人想做的行為當中，當他做了那些行為，要付出的代價越少，就越自由。例如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北韓，你一樣可以看韓劇的，問題是代價或折算風險代價是多少。香港被譽為自由度很高的城市，但其實可能有歧義的，對很多人來說，住房的代價可能已經佔有了超過一半的個人收入，如果他們覺得有地方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最少對他們來說，自由度未必是想像中那麼高。你可能會不服，國際上一般所講的自由度，是指你有錢的話什麼都可以做，無錢是你的問題。那麼我們應該這樣定義，香港資本家的自由度很高。但其實無論在哪裡，有錢都是可以通神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一件事你根本無多大興趣去做的，無論那件事代價多大，可能都不會令你感到很不自由。
以上說的是個人層面，社會層面又怎樣呢？社會即眾人，之前是說一個人想做的事的代價有多大，那麼現在就是說社會上所有人想做的事的總和，代價有多大。但我們可以怎樣知道其他人想做什麼事呢？很簡單，人們的消費行為大體反映了他們想做什麼，你給他錢，他首先會去買什麼，那件事距離他最想做的事，不會太遠了吧？在極端缺乏自由的地方，例如在索馬里一些饑荒地區，人們連充飢的自由都沒有，他肯定最想要有吃的自由。
所以人民生活水平是首要的社會自由指標，因為生活水平越高，那就代表他們能夠做得更多想做的事。很多時香港被認為比新加波自由，但最少在一般平民需要住房的時候，新加波比香港自由。由於物價從來是沒有準確指標的事，例如CPI 、 Real GDP 等，都不是真的很準確，香港租金急升幾成的一年，CPI 也不過幾% 。所以有時我們也不能單憑PPP per capita等數據去決定當地人生活水平。只有國際匯率人均收入是相對可靠，畢竟是真錢，卻沒有反映到物價。但我們還是可以以客觀數據配以主觀目測，大體地估計到當地人生活水平。例如你總不可能認為粵北山區人民生活水平比香港人高。
其次是一些仔細的政策限制，例如言論自由，甚至更仔細的，紅燈區合法與否之類，一般在發展完成國家資源問題已經不那麼顯著，自由的定義一定是更仔細的。
